學術視野

唐代城市發展與城鄉關系變遷

來源:《光明日報》( 2024年02月05日14版) 發布:規劃評獎部 發布日期:2024-03-06 閱讀:21

唐宋時期是中國歷史上的大發展大變革時期,這一時期的發展與變革在城市方面表現尤為突出。許多學者將城市研究重點集中在宋代,實際上唐代中期城市發展與變革的特征就十分明顯。筆者認為,相關問題有進一步探討的必要,而從城鄉發展與分流視角來研究或許能夠得出更多新的認識。經過梳理,我們發現到唐代中期,中國城市與鄉村在政治和經濟兩個方面出現了明顯發展分野,城市逐漸成為政治和經濟中心,城鄉之間呈現出較為明顯的“中心”與“外圍”特征。

政治意義上的“中心”與“外圍”

關于中國早期城市的形成,許多學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歸納起來,大多數學者認為城市從誕生伊始就與政治聯系密切,統治者的政治軍事需要是關鍵因素。我國早期的城市是統治階級根據政治需要而興建,如周代的封建諸侯,每人一個國都,后來逐漸演變成一個城市,成為本國的統治中心。春秋戰國時期,每個封國治下有諸多城市,皆成為統治的中堅地帶。于是城市變成各國爭取的目標,都城以外的廣大農村卻被忽略?!赌?middot;七患》說:“城者,所以自守也。”《禮記·禮運》說:“城郭溝池以為固。”顯然,這個時期城的主要功能在政治與軍事方面,經濟方面的作用是次要的。早期城市里的人是以階級(階層)、職業為單位聚集在一起,統治階級大都集中居住在城市,并形成了與此相適應的文化。日本學者斯波義信推斷,城市內的布局以政治性為主,“中國城市兩大核心之一的官紳區,通常占據著東西軸線北側的中心部分,名實相符,顯示其行政功能中樞性的衙門就配置在這里”。在城市形成早期,交通不便,國都大多位于地理意義上的中心,以促進政治中心作用發揮,其他城市早期也是如此,均為所在地區的政治統治中心。

政治等級決定城市規模。建城伊始,首先考慮的不是實際生活需要,而是城市政治等級所體現的秩序和尊嚴?!蹲髠鳌酚涊d,“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兑葜軙酚涊d西周時期“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郛方七十里。南系于洛水,北因于郟山,以為天下之大湊。制郊甸方六百里,國西土為方千里。分以百縣,縣有四郡,郡有四鄙,大縣立城方王城三之一,小縣立城方王城九之一”。我國歷史上第一次城市建設高潮是周代,本著城邑建設為分封政治服務之目的,制定了一套嚴格的城邑建設制度,強化城市政治中心作用?!吨芏Y·考工記》有關于城市規劃的詳細記載,形成了嚴密的政治等級體系。居于這一等級體系最高層的是都城,以下則是州級府級縣級治所,構成了全國性政治網點。秦統一之后,出于維護統治的需要和體現秩序的目的,以各級城市為節點構成了全國自上而下的政治體系網絡。這種行政核心網絡對全國城鎮體系發展的影響表現在以政治功能為主的城市占絕對優勢。至唐代前期,城市規劃亦以城市的行政等級為標準。

政治因素影響城市發展。城市政治屬性表現在內部結構和城市發展各方面。體現政治權力的官邸處于城市中心位置,譬如“左祖右社”“前朝后寢”,《三國志·魏書》記載,“凡帝王徙都立邑,皆先定天地社稷之位,敬恭以奉之,將營宮室,則宗廟為先,廄庫為次,居室為后”,體現經濟活動的市場則處于從屬地位?!吨芏Y·考工記》有關于城墻和市場設置的標準,“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形成了宮殿為城市中心,市場為從屬的城郭制。在封建專制情況下,設置城市及確定其規模等級是最高統治者的權力?!短茣酚嘘P于城內市場設置的詳細規定,唐史學者武建國據歷史文獻總結如下,“唐代的市可分成四個等級,即都市、府市、州市和縣市”。政治對城市發展的影響還表現在城市居民結構與消費結構上。中國城市自誕生之日起,城市居民與市場就缺乏緊密的聯系,在商品經濟不發達的早期,城市聚集的人口主要為非工商業者。大多達官顯貴雖然身居城市,但多在鄉間有田園別墅,有專人生產糧食和果蔬,基本做到“閉門而為生之具以足”,所缺乏的僅是“家無鹽井”。中國早期城鄉之分在很大程度上是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分,體現了身份等級的差別,而不是職業之分。歷代王朝為了統治的需要,往往采取強干弱枝的策略,將富強之士舉家遷到都城及其他城市,這進一步強化了城市的政治中心地位。從中國城市起源與發展來看,城市與鄉村具有明顯等級差別,城市屬于政治意義上的“中心”,是行政中樞,鄉村則是“外圍”,城市對鄉村具有很大的向心力。

分工視角下的唐代城市體系

盡管我國城市在發展初期政治因素和軍事因素至關重要,但是城市所在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的支撐也是必不可少的,城市發展從根本上來講取決于農業發展帶來的糧食剩余率的提高。隨著生產力發展,唐代城市商品的交易效率不斷提升,城市與周邊地區的經濟聯系也日益密切。至唐代中期,隨著城市的經濟屬性逐漸增強,城市不僅成為工商業聚集的地方,而且逐漸成為所在區域商品交易中心,承擔著商品周轉的功能。唐代以前,城市的等級規模以政治地位高低為基礎,形成了較為嚴密的等級體系,即政治地位的高低決定著城市規模大小與繁華程度。隨著經濟發展,尤其是農業商品化發展和工商業進步,至唐代中期影響城市發展的政治因素逐漸減弱,經濟因素則逐漸增強。

唐代前期全國性城市以政治中心城市長安、洛陽為首,隨著經濟發展,一些地方政治城市開始嶄露頭角,并占據舉足輕重的經濟地位,“揚一益二”之說即是最好的證明。唐代中期后揚州經濟地位提高很快,影響力快速提高,成都(益州)也是排在京、洛、揚之后的第四大城市。唐代中期很多城市尤其是南方的城市依靠經濟實力而有效提升了自身影響力乃至政治地位。

大唐王朝的穩定統一為經濟社會發展尤其是城市發展提供了穩定的前提條件。陸路交通發達和大運河日益頻繁的水運,為商品貿易發展和人員流動提供了便利條件。商品經濟發展,則促進了社會分工的發展,促進了市場網絡的擴大,市場網絡的擴大帶來交易半徑的擴大和商品交易的日益頻繁。中唐以前城市的經濟功能較弱,城市與周邊地區的經濟聯系較少,城內物質的供給以貢賦為主;中唐以后的城市經濟功能普遍增強,很多城市處于區域經濟的中心位置,且城市之間經濟聯系不斷增強。傳統城市經濟的這一重大變化主要在唐代完成,城市在商品周轉中的樞紐作用日益呈現,并逐漸形成了層次分明的城市等級體系。

區域城市經濟等級體系形成。城市的經濟功能不斷增強,挑戰了既有的城市政治等級體系,隨著經濟力量的推動作用日益增強,城市經濟等級體系也日益顯現。長江下游地區是此時期城市經濟功能發展比較明顯的地區。經濟重心的南移和江南的開發,為江南城市發展提供了強勁的動力;京杭大運河的開通,為沿岸城市尤其是長江下游城市的快速發展注入了強大活力?;诖?,唐代中后期,經濟發達的江南地區形成了“以揚州為區域中心城市,以蘇州、杭州、越州為次級區域中心城市,以一般州府所在地(例如宣州、常州等)為三級區域中心城市,以縣城為四級區域中心城市,以新興的鎮市和草市為第五級區域中心城鎮的五級城市體系”。經濟意義上的城市等級體系形成,有利于滿足不同層次商品集中交易的需要,同時通過減少空間距離使得交易費用降低,交易效率得以提高。這樣,區域城市等級體系的形成不僅是社會分工發展的結果,反過來又能夠促進城市發展。

同層級城市分工發展與專業化程度提升。同層級城市指的是在同一城市體系下同等級別城市,這些城市大多立足于當地的資源,逐漸發展并形成各自工業或手工業優勢,建立了較為完善的分工體系。與此同時,城市的特色與專業化發展又使得城市的經濟地位進一步增強。絲織業與鹽業是蘇州的主要手工業。白居易在《新制布裘》中寫道:“桂布白似雪,吳綿軟于云。布重綿且厚,為裘有余溫。”蘇州制鹽業發達,自乾元初至元和、開成年間,都很興旺。越州除了絲織業外,還有制瓷業和造紙業,這里的瓷器生產在全國占有重要地位,并且在唐代發展很快。隨著市場需求擴大,造紙技術的進步也非常迅猛,造紙技術有較大突破,以至于開始用紙制作紙帳和紙被。同一城市間同類商品專業化生產發展,彼此之間由于相互學習模仿會帶來技術的提高,從而推動專業化的發展;同類商品生產集中在一個城市,競爭的加劇是必然趨勢,而競爭也會促進分工與專業化的發展。分工與專業化使得唐代城市體系逐漸完善,以城市為節點的區域城市體系的發展完善促成了唐代區域市場的形成,“伴隨著交通的發展和生產力的進步,唐代中期以后商品交換日益頻繁,專業性市場逐漸增多,商品流通范圍不斷擴大,市場從‘日中為市’的草市、鎮市等狹小的初級性市場形態逐漸發展到跨州聯郡更大范圍的區域性市場”。

同級城市充分利用所在區域的資源優勢,形成錯位發展態勢,并逐漸形成產業優勢,在不同城市之間形成了合理的社會分工,使得城市存在的經濟合理性獲得提升,城市經濟中心作用逐漸增強。

經濟意義上“中心”與“外圍”的形成

在“工商食官”制度下,唐代中期以前城市具有濃厚的政治色彩,城鄉之間呈單一流動態勢。城市具有“寄生”色彩和封閉性,城市工商業者被“在籍”管理,城市與鄉村之間人員流動受到嚴格的限制。在嚴密的坊市制度下,經濟從屬于政治的特征明顯。唐代以前城市是“輸入型”經濟循環,是一種單向的人、財、物的流動。唐代中期以后,隨著城市內商品生產和交換日益發展,城鄉經濟聯系增強,城市封閉性逐漸減弱,開放性增強。唐代尤其是唐中期以來,隨著商品經濟發展,城市的經濟中心作用逐漸增強,這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由于城市內分工與專業化發展,工商業開始呈現明顯的產業鏈特征,使得城市經濟活動產生聚集效應,克服了以往在鄉村經營下的分散性;另一方面,城市逐漸成為商品生產和流通的中心,商品性生產和交換發展空間更為廣闊,城市與農村相比具有更大發展潛力。

唐代中期以后城市經濟聚集效應越發明顯,改變了過去城鄉之間手工作坊和集市簡單的空間轉移狀況,克服了此前分散不經濟的局限。城市經濟向心力逐漸形成,成為經濟意義上的“中心”,而鄉村逐漸淪為“外圍”。

經濟意義上城市“中心”形成,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v觀中國歷史發展趨勢,在城市中總體上呈現政治力量逐漸減弱、經濟力量逐漸增強之勢。當然,二者在城市中的作用更多表現為相輔相成,政治力量促進了城市的形成發展與人口的大量聚集;而人口規模與城市發展最終與經濟特別是農業的發展有著不解之緣。不管出于何種目的設立或發展城市,農業生產力水平始終是其重要的約束力量,是不得不考慮的重要因素,唐代東都洛陽的設立,就包含著解決城市糧食供給的因素。宋史專家包偉民對于唐代城市經濟職能演變中政治力量與經濟力量的關系有過一段精辟的論述,“唐代政府關于市場管理的制度,除了那些關于規范經營、整飭治安、征斂賦稅等一般意義的內容之外……與其說以唐制為代表的中古城市市場管理制度,其主要目的是‘控制’市場,不如說它受當時城市性質的制約,不得不服從于城市作為行政中心與軍事堡壘的本質要求所致”。

其實,唐代中期以后的城鄉差異不僅表現在政治和經濟上,也表現在思想文化上,出現了一些輕視鄉村的現象,劉餗在《隋唐嘉話》中即作了生動的記載,“薛萬徹尚丹陽公主,太宗嘗謂人曰‘薛駙馬村氣’。主羞之,不與同席數月。帝聞而大笑,置酒召對,握槊,賭所佩刀子,佯為不勝,解刀以佩之。罷酒,主悅甚,薛未及就馬,遽召同載而還,重之逾于舊”。美國漢學家費正清也認為,唐代中期以后,出現了文化都市化的現象,“中國文化的都市化主要不是體現在人口的增長,而是體現在城市與市民對社會所起的主導作用上。新的縉紳階級與舊式貴族不同,他們主要居住在城市里,更像寓居的地主而不是農村里的鄉紳。由于幾乎所有的官員和富商也住在城市里,因此城市就聚集了社會的領導階層,而高雅文化自然因此也大大都市化了,其口味與心態都具有了市民化的特征”。

社會分工的發展促進了城市的發展和城鄉分離。城鄉分離,其實就是城市和農村在社會分工體系下承擔的不同功能。隨著唐代中期城市經濟功能增強,城市之間的經濟分工也日益明顯,城市專業化和社會分工發展,促進城市商品交易效率提高;同時由于農村專業化程度發展不足和交易半徑過大使得交易費用增加,城市的綜合交易費用與農村相比更低。城市的發展逐漸擺脫了鄉村約束,城鄉之間的地位與作用也發生著變化,兩者的差異不僅僅體現在政治和地理意義上,更多的是城市工商業的集中使得城市在有限的空間里聚集了各種生產要素,成了名副其實的“中心”,城鄉發展經濟分流逐漸呈現,也為明清江南市鎮等發展奠定了基礎。

(作者:肖建樂,系云南民族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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